締造新文化奇蹟 搶建藝術殿堂 觀眾在哪裡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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締造新文化奇蹟 搶建藝術殿堂 觀眾在哪裡？

潘罡／調查採訪 2006-10-29 03:50



編按：這個月，行政院正式為「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」的國際競圖揭開序幕，文建會也在日前展開了板橋「大台北新劇院」民間投資案的甄審，加上即將興建的「台中國家戲劇院」以及高雄縣自己規畫的「鳳山之心──大東文化藝術中心」，一時之間，台灣如火如荼地掀起文化硬體建設熱潮，但光鮮亮麗的同時，也掀開了很多文化生態隱憂，特別是南台灣，精緻表演藝術觀眾嚴重人數不足，絕大多數民眾沒有購票欣賞藝文展演的習慣，這些難關都考驗著未來這些展演中心能否締造下個階段的文化奇蹟？或者成為全台最大的蚊子館？



前台灣省立交響樂團（今為國立台灣交響樂團）團長鄧漢錦有回率團前往高雄縣鳳山市國父紀念館演藝廳，預計舉行一場音樂會。當全團於下午抵達，準備進行排練的時候，赫然發現整個演藝廳燈光漆黑。



原來演藝廳管理部門竟然不知道當晚有演出，可想而知，也沒有進行宣傳或動員中小學師生出席欣賞，結果當晚演出，台上的演奏家比台下的觀眾人數還多，讓團員面面相覷，內心的尷尬無奈，溢於言表。



鄧漢錦和省交的遭遇，至今仍是很多台灣精緻表演藝術工作者在南台灣的夢魘。



拉平南北差距 硬體無法取代軟體



這幾年，在中央政府領軍之下，台灣南北突然興起文化硬體建設熱潮，包括台中市擘畫古根漢美術館和台中國家歌劇院。行政院也決定在高雄縣市交界處的衛武營，興建南台灣絕無僅有的國際級表演藝術殿堂。此外，行政院長蘇貞昌擔任台北縣長期間，向中央提出了「大台北新劇院」的構想。高雄縣長楊秋興也預計在鳳山市大東國小現址，興建所謂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。至於故宮南部分院，更是鬧得沸沸揚揚的話題。



其中，幾棟和表演藝術相關的建築，尤其引起台灣表演藝術工作者矚目，因為這是繼民國七十六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（台北兩廳院）落成啟用以來，台灣再度興建國際級的展演設施。相較於大陸北京、廣州、杭州、上海等地陸續出現硬體設施和規模不下於兩廳院的表演藝術建築，台灣勢必急起直追，才能延續近二十年累積的成果。



而這些建設中，規模最大的就是位於衛武營的「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」，也是唯一由中央全部出資興建的表演設施，工程預算達新台幣六十五億。根據本月中旬文建會公布的規畫報告，未來「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」將有四大展演場所，包括一座容納二三○○席的音樂廳（台北國家音樂廳為二○○○席）和一座二○○○席的戲劇院（台北國家戲劇院為一千四百席），另有一座八百到一千席的中型劇院以及兩百到五百席的實驗劇場，從各項建築指標來看，都比台北兩廳院更上一層樓，加上直接冠上「國家」這個尊榮頭銜，民進黨政府亟欲彌補南台灣文化差距、讓高雄超越台北的企圖心不言可喻。



然而硬體建設容易，軟體建設卻非一蹴可幾。早從日據時代開始，台北市就成為全台最重要的文化據點，除了文化主管機關外，民間業者、文化工作者如台灣第一家唱片公司古侖美亞、第一家表演藝術經紀公司「遠東音樂社」，也均以台北市為基地，以致於近一個世紀以來，所有主要文化活動和盛會都聚焦於台北，包括「跨世紀之音－－二王一后演唱會」、「畢卡索大展」等等。



事實上，這種文化薈萃於首都的現象，台灣並非特例。放眼全世界，就算是先進國家如德國、奧地利、英國和法國，他們的首都柏林、維也納、倫敦和巴黎，同樣享有最多的文化資源，這是歷史的必然，也是自然演進的結果。然而近代地區主義的抬頭，讓這些以往被視為「理所當然」的事物遭遇嚴重挑戰。而台灣南北政治意識形態的對峙，更激化了上述議題。此外城鄉發展差距過大，有害整體國家發展，種種思考和情勢，都讓執政者找到了在南台灣大興文化土木的正當性，連日前倒扁總部副總指揮許博允出席「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」國際競圖說明會時，也忍不住當面稱讚：「我雖然反陳水扁，但這個文化件建設案，他們做的很好，我還是要為他們喝采。」



然而施政必須講究資源分配的效益和合理性。為了興建「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」，除了六十五億興建預算外，包括先期規畫和後期宣導和周邊活動，政府花費將超過八十億，假使未能如預期提升南台灣整體文化水準，帶動文化產業活絡或振興藝文生態，這八十多億便形同虛擲，等於蓋了四棟超大的蚊子館。



票房廿趴 培養觀眾為首要課題



事實上，中央也了解問題所在。文建會主委邱坤良特地在十月二十六日南下，邀集南台灣表演藝術工作者，包括高雄城市芭蕾舞團負責人張秀如、鋼琴家劉富美、南風劇團的陳姿仰、螢火蟲劇團導演韓江、台灣戲劇表演家劇團團長李宗熹以及剛成立的「南台灣表演藝術協會」暨劇場工作者卓明等人，針對「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」的未來前景，舉行了一個座談會，與會者普遍最大的疑慮是：「南台灣的精緻藝術觀眾在哪裡？」



除了在地劇團外，表演藝術經紀商更是有苦難言，同樣存在上述的疑惑。牛耳藝術專門舉辦國際級重量節目，引進柏林愛樂、紐約愛樂、美國國家芭蕾舞團等高知名度藝人和團隊，但對於南台灣藝文欣賞風氣，他直言：「無藥可救，而且每下愈況。」根據牛效華統計，一檔國際藝文表演前往高雄演出，五年前的實質票房收入約為台北的五成，去年萎縮為三成，今年更銳減到兩成，換句話說，真正買票進場觀賞的觀眾人數越來越少。假使沒有官方補助或企業贊助，牛耳根本不會考慮把藝術家送到高雄接受考驗。撇開牛耳票價高昂的國際節目不提，包括傳大藝術負責人周敦仁、大風音樂劇場總監連乙州等人都表示，不論在高雄或台南，任何演出，自動把票價降低一到兩級，同時減少高價票張數，盡量吸引民眾願意掏出荷包。



直銷售票手法 侷限一小撮愛好者



對於節目主辦單位而言，這其實有很大風險，因為目前南台灣表演場地大都席次較少，就算藝術家或團隊會音場次增加而降低演出費，但分攤起來，每個席次的成本和台北相去不遠，此外表演節目南下，又增加了食宿交通等成本和開銷。



儘管如此，多年培養下來，南台灣票房還是經常令業者膽顫心驚。去年底，大風音樂劇場推出自製音樂劇「梁祝」，台北國父紀念館四場演出，票房總收入超過四百萬元，然而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演藝廳兩場下來，全部票房收入只有五十萬元，平均一場二十五萬元，恰好符合牛耳藝術負責人牛效華的「二十趴」估算。朱宗慶打擊樂團今年的兒童音樂節目，南部票房只堪攤平演出費，其餘食宿開銷，只好由團方自行吸收，創辦人朱宗慶形容是「贏了面子，虧了裡子」。



由於南台灣民眾普遍沒有買票看展演的習慣，表演藝術工作者只好訴求一種近似直銷的售票手法，把一批門票打折賣給特定人士，再由這些人士賣到中小學音樂班、校園或藝文單位，為了打通賣票環節，業者還會在開演前，專門派人南下坐鎮，不是為了宣傳節目（因為再怎麼宣傳也起不了作用），而是為了直銷賣票。但這也只是治標不治本，因為會買票的觀眾還是侷限在一小撮藝文學子和愛好者當中。



令業者憂心的是，表演藝術的欣賞風氣並非短時間所能造就。台北市是歷經了數十年的累積，包括遠東音樂社、新象藝術等前仆後繼，才有今天穩定的票房。張秀如等人不諱言，從現在開始，包括中央以及南台灣縣市政府必須趕緊研擬措施，從教育、人才培育等層面著手，提振藝文欣賞風氣，否則四棟大建築物，依照台北兩廳院的標準，每年至少要有兩百檔以上演出，才足以形成穩定的藝文生態。蓋房子不難，但真正的挑戰在文化風氣的培養與塑造，如何過關，考驗著藝文掌舵者的智慧與眼光。